1971年11月的一个深夜，钓鱼台十号楼灯火通明。警卫听见李讷在走廊里急促敲门：“给我两片安眠药！”江青隔着门冷冷回了句：“没有批准，谁都别擅自给！”一句对峙专业实盘策略服务，像冰块掉进水里，噼啪作响。母女关系的裂缝自此再难弥合，这一幕也成为观察江青是否爱女儿的一个缩影。
将时间拨回1938年，延安中央医院刚刚成立。江青第一次做产检时，妇产科主任金茂岳察觉她对分娩的紧张，耐心讲解，却换来她一句“革命重要，生孩子算什么”。8月3日，李讷出生。毛泽东拿着“讷于言而敏于行”的典故，给初生女儿命名；江青在产房里沉默良久，只淡淡说了句“平安就好”，情绪与屋外的喜悦隔着一道墙。
延安岁月，毛泽东一有空便把幼小的李讷抱到膝上，讲《资治通鉴》的故事；江青更多沉浸在戏剧排练和政治讨论里。有意思的是，窑洞里常见的场景是父亲伏案批文、女儿蹒跚涂鸦，而江青或出差，或躲在角落看剧本。工作人员回忆，当时若李讷哭闹，抱她的往往是卫士，而不是母亲。
解放战争末期，李讷随中央机关辗转西柏坡。那段路上物资紧缺，她穿着打补丁的小棉袄。毛泽东看到，立刻要秘书从后方调棉布；江青却强调“主席的孩子不能搞特殊”。话虽如此，等棉布送到，江青还是给李讷换上了新的衣服。外界听来逻辑有些矛盾，其实透露出她复杂的心理——既想贯彻政治姿态，又难掩私人占有欲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李讷进入育英学校。毛泽东定规矩：不准坐小汽车，不准宿舍摆特殊用品。江青表面附和，暗地却常让勤务员额外照顾女儿。一次周末回家，她发现李讷与同学共用搪瓷缸，立即命人买了双层保温杯。那种“我要替女儿争面子”的念头，和她在政治舞台上争高低如出一辙。
1965年，江青为李讷挑选对象时，先否决了几位高干子弟，理由是“主席不同意裙带”。旋即，又把目光锁定文艺青年张永生，原因不过是对方懂得恭维。此时她对女儿的感情带着明显的功利色彩，像在策划一场有利于自身形象的联姻。一年后，云南干校里的“小徐”闯入李讷生活。江青闻讯大怒：“服务员？绝不行！”母女争执升级，才有了开头那场深夜夺门的冲突。
1970年庐山会议间隙，江青对友人说了一句极其刺耳的话：“共产党员要干革命，不该生孩子。生下李讷是失误。”表面看似口无遮拦，背后却折射她对个人命运与政治使命的极端认同。傅连暲在日记中写道，江青产后第十天便要求恢复工作，“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母亲”。这一判断并非道听途说，而是曾与她朝夕相处的医务人员的直观体会。
1972年，李讷产下徐小宁。江青未到医院，只让秘书带去一句“知悉”。有人替她辩护，说她此刻焦头烂额，顾不上私人情感；也有人认为，她压根看不起这场婚姻。事实是，之后数年江青确实没有单独抱过外孙。护理记录里写得清楚：李讷夜间情绪不稳，医护递交请示11次，江青批复0次。
1976年粉碎“四人帮”，江青被隔离审查。办案人员问她对李讷的态度，她淡淡回应：“她有她的路，我有我的责任。”语气平静，却透出一种与生俱来的冷凝。与此同时，毛泽东早年留下的家庭信札被公开，其中多次提到“要让几个孩子多读书，少惊扰”。两相对比，父爱与母爱的差距显而易见。
1991年5月14日凌晨，江青结束生命。李讷被通知后，只签字领取死亡证明，没有提出举行告别仪式。骨灰盒仍旧由李讷接走，据说存放在一处不起眼的角落。亲情至此，塌陷成孤岛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题中的疑问：爱若存在，应当体现在无数日常的温度里，而非偶尔的物质补偿或政治安排。
梳理整个时间轴，江青与李讷相处的节点不少，但真正充满柔情的场面屈指可数。她曾抱怨“怀她时就不想要”，又常在公开场合强调“我很疼女儿”，前后逻辑若即若离。历史文件、当事人口述、医务人员记录交叉一起，呈现出的图景是：江青更在意自身的革命角色和政治安全，对亲子情感投入有限；李讷则在父亲宽厚与母亲严苛的夹缝中长大，最终选择与母亲保持距离。江青到底爱不爱李讷？答案大概已在这些碎片里显露——感情若仅停留在口头与控制之上，便称不上真正的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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